法國社會學家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對於文化生產(Cultural Production)提出相關的習慣(Habitus)與場域(Field)的論述，Habitus字是布赫迪厄借羅馬文所改用而來的，具有習慣、習性的意味，但是卻不是單純反射性的習慣，而是一個透過長時間生活實踐，累積下來的，視為理所當然的一種習性，例如東方人用餐一定是用筷子，或者說我們吃了米飯才算是吃飯用餐；而場域(Field)指的是一個社會被分割成許多不同的結構性的場域(是人的網絡或空間的複合)，在這些不同的場域進行一些互動或競爭。因此放在場域裡去看，在一特殊社會環境下成長的個體，自然受到該環境文化深刻影響，很多日常生活視為當然的東西，未必在另一個環境視為當然，就成為一種「習慣」。
是的，成為一種習慣是獨裁者透過洗腦的程序所欲達到的目的，台灣正是這樣的一個社會樣態。電視廣告中習慣說「全省有在賣」，脫口而出「我們中國人」，這些「習慣」長久根植在我們的DNA之中定著，這樣的習慣養成，是獨裁政權長期以來透過無孔不入的管道、方法所建構出來的「中華民國」文化認同，一路從建構「中華民國」為台灣唯一的法統，對抗以中國共產黨為政權的「中國」，到馬政權與中國共產黨合流，化台灣、中國同為一個中國，因此必須開始模糊化「中國」與「中華民國」的界線，成就法理上的「同一中國」，課綱的調整就是其具體實踐的其中一步，稱中國為「大陸」進化到稱「內地」，透過教育，讓這些史觀，或者作為一個「中國人」成為理所當然的習慣，從文化轉而國族認同，這正是其「一中同表」的真正內涵所在。
薩依德(Edward W.Said )在「帝國、地理與文化」中提到：訴諸過去是詮釋現在最通用的多種策略之一，這種訴求的激發，不僅是對過去所發生過的事或什麼是過去，有相左的看法；而且過去是否真的已經過去，結束和終了，或者是否可能以不同的形式延續下去而感到無法確定。因此透過修改教科書，重新詮釋歷史觀點，訴諸過去，建立同屬中國人的歷史感，當然是國民黨併入中國領土必須遂行的要務，如同歷史上殖民主對屬地原住民的文化霸權與破壞，西方帝國對東方斯土的異國觀點，都再再顯示出，國民黨意圖透過國家機器創造出一個與台灣史觀相反的台灣歷史感。例如，面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台灣被盟軍轟炸，在1938年2月23日，蘇聯航空志願隊和中華民國空軍第一大隊曾轟炸過台北的松山飛行基地，國民黨的課綱如何解釋這種「中華民國」轟炸「中華民國」的荒謬情節？而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揭開國民黨政府所謂「八年抗戰」序幕，而台灣大多數的人民仍是日本天皇的子民。這樣的史實唯有站在台灣的史觀下才能獲得符合邏輯的解釋。
反對課綱不只是反對不透明的程序，而是對以中國為歷史感歸屬的反對，是台灣文化認同的彰顯，自我身分的檢視，我們是台灣人，只有台灣觀點，台灣「習慣」。2015/08/25（作者 艾爾摩沙 為留歐跨文化研究博士候選人，現居台灣；本文轉自《極光電子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