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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選舉與罷免是對等的公民權，既然選舉採「相對多數」，也就是最高票者為當選，不在乎當選人獲得幾票，罷免沒有理由不採「相對多數」，也就是只比較贊成及反對者那一項人多。只是台灣的罷免案投票率太低，若採「相對多數」，有可能只有少數幾個人「贊成」就罷免掉公職人員，造成政壇動盪不安，因而修訂《選罷法》時，罷免案多了贊成罷免者須超過選舉人的四分之一的門檻，以保護當事人不會被少數幾個人就罷免掉。
修訂《選罷法》之後，罷免案還是很難過關，除了村里長等因選區小，容易動員外，台灣的罷免案因為投票率太低，贊成罷免者不可能超過四分之一選舉人的門檻而從未成功， 因而有人感嘆，罷免制度只為村里長而設，其他選區較大的公職人員都不可能被罷免，就以黃國昌罷免案為例，雖然藍營及反同性婚姻團體用盡全力動員，還是不能超越門檻。
九合一選舉時，韓國瑜獲得八十九萬票，大贏民進黨候選人十五萬票左右，後來高雄人覺得受騙，因而提出罷免案，剛開始大家認定很難超越五十七萬的門檻，後來罷韓及挺韓雙方陣營嚴重對立，罷韓案演變成全國性議題，開始有人覺得會超越罷免門檻，有人在網路及媒體廣告提出，只是五十七萬人就能將獲得八十九萬人所支持的市長拉下台，是畸形的現象，然其盲點是沒有認識到是否該下台是要看相對多數，五十七萬票只是用來保護被罷免者的門檻而已。六月六日票開出來，眼鏡碎片佈滿地，贊成罷免者竟然超出九十三萬人。
市長選舉時，高雄人以高票支持一位大家所不認識的人，可是經過一年多以後，卻有更多的人要將他拉下來。韓國瑜或許認定高雄人變了，事實上高雄人沒有變，是韓國瑜自己變。民主國家稱公職人員為「公僕」，剛進入政壇的人需要選票，因而會以「僕人」自居，有智慧的人會一直留存「僕人」的外表，扮演政壇長青樹，有的人沒有選票壓力時，立即變成「主人」，有人甚至於還有選票壓力下，照樣脫離「僕人」的外表。
陳菊在第一、二任市長時，奠定南霸天的地位，高雄人都很清楚，她有能力使路人甲變成立委或議員，可是在她的第三任市長期間，也安排一位優秀的接班人，不只沒有成功，接班人還需要宣布退出初選以保護新潮流。在陳菊的感覺，自己一路走來都沒有變，是高雄人變了，事實上是她自己變了；她在第一、二任市長時，有選票壓力下，因而在選民面前擺出來的是「僕人」的面貌，可是在第三任時，已經沒有選票壓力，當然會顯現出「主人」的樣貌，這是人之常情。
韓國瑜在九合一選舉時，當然也顯現出「僕人」的面貌，依正常政治生態，要等到沒有選票壓力時，才會拋棄「僕人」的角色；然而讓人感到驚訝的是，他還在爭取選票的環境下，就完全拋棄「僕人」的角色。主要的原因是韓粉將他神格化，他也自我神格化；既然是神，受到萬民擁戴，當然不可能再披著「僕人」的外衣，他沒想到只有極少數人將他當作神，絕大部分人還是要他扮演「僕人」的角色。
一般公職人員有選票壓力時會扮演「僕人」的角色，因而受到選民的愛載，一旦沒有選票壓力時就現出「主人」的面目，因而遭到選民的唾棄。韓國瑜比較特殊，在有選票壓力的情況下就拋棄「僕人」的外衣，因為他自我神格化，只是主流民意沒有將他當作神，因而唾棄他。2020/06/11（作者：陳茂雄／中山大學退休教授、台灣安全促進會會長；本文同時登載於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mhchen0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