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 20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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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抗議，在一個民主的國家內，其實是一種言論表達自由的展現形式。而這項權利實行的舉措，在在多有不同的表現形式。而這些形式，不論是何種，最主要的目的即在於透過「引人注目」的方式，讓其所欲訴求的主張得以迅速傳達予人民大眾，並希冀這樣的訴求能獲得其他人們的共鳴，呼籲起更多的關注與參與，從而從意志與共識上的展現，形成對於抗議對象的壓力。使抗議隻對項與議題更易，或使之排除。這是一個政治意志的過程，是招喚、是再集結，也是匯聚意志所形成壓力與力量的過程。
然而，這一表現方式，在民主國家，固然是被肯定為憲法上的基本而重大的權利，應受政府無所保留的維護與捍衛。甚且，應該對於這樣的權利實現所展現的政治意志有所思索、回應。然而，不但在極權政府的法典與律令中，無由尋覓這類權利得以存在的基礎，同時，在那些毫無誠意信守對於民主體制的捍衛義務與背離基本價值的執政者裏，更喜歡的是假秩序與安定之名，利用扭曲、斷章取義等方法，以形式合法的手段實踐抑壓抗議背後的人民意志表達。而進化過的這類徒具民主自由外貌的專權者，更好以經濟財貨偏好的虛幻印象連結，動員那些習焉不察的缺乏民主價值堅定信守者的不安，從而反對、侵蝕甚至反噬民主的體制與價值。這是一種反民主與價值的邪惡進化，但究其根本，則在於違背憲政價值的意識形態所主導、甚至計劃崩毀民主價值者，有時不是來自於形貌確切的價值對立者，而是那些被虛幻利益所牽扯、焦慮所主宰心靈的價值虛無。
事件的界說：暴力乎？抗議乎？
因此，沒有確立良善健全的民主體制與價值的一國，錯誤的理解與巧妙瓜代本質問題，從而貶抑憲政價值的行為，總被集權意欲高漲的執政者一再採納。抗議者成為「不穩定」與「粗魯無禮」的橫暴之徒。尤有甚者，將抗議舉措予以切割脈絡，不深究其內容而徒以妨礙、不便利等負面效應、感受作為絕對本質而評價。從而，不分青紅皂白地將激烈舉措定位為「暴力就是不對」這種方式表述。更切割成因而斷然地以道德臧否，取代公共價值的辯證。公共價值對秩序安定的讓位，實為獨裁專權者的最新進化。
故此，欲破除此種誤謬與沈淪，深切理解抗爭與反對後面的脈絡與意義實為唯一的方法。我們必須知曉，憲政基本價值下的法律，其本質是抗爭，是維護，是價值確立與保衛的實踐結果，不能理解權利背後抗爭的理路與回歸的價值，便沒有辦法充分理解抗議這一表現自由的權利背後的無可爭執與無可替代的價值。而粗率評價的暴力指涉，本身即是更深刻的暴力。蓋其已成拒絕深究評價而為「譴責」之對象。這樣的斷然態度，背後是權力者的傲慢與苛刻。那是一種凌駕、排除民眾以異議形式表述行動的強求秩序與安定意欲，徹底地無視作為民主根本的價值來源：來自對民眾民意的肯定與包容。
事件抗議的內涵：
民主國家的各類抗議本來不足為怪，然而，台灣近年來的抗議，縱使議題不一而足，但基本上都指向一個特定且深層的結構問題，也就是當今擔任總統的中國國民黨黨主席馬英九先生與賦予他權威的所謂中華民國體制。而面對這一民主國家與社會的不同意見表達，無論是這個個人、所屬黨派、乃至於其所掌控的體制，卻往往不吝與展現對於不同意見的傲慢、漠視、不容忍與拒絕溝通。而深層的觀察分析則發現，這源自於根本的對於民主法治的片面理解與敵視。
事實上，自中國國民黨重新執政以來，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個透過民主程序重新取得執政機會的政黨，上自總統下至地方，雖然似乎擁有選舉取得的民主外衣，但實質上，卻對民主價值充滿敵意與不信守。更遑論對於抗爭、籲求，則每每以搪塞或視之為社會不穩定的事故來加以對待。從而，無意透過溝通解決，也不正視對於個人的權益保護，每每以秩序、利益之名，進行排除或收買。但他們從未理解，更不曾認知，實踐於個人權益的徹底而無遺漏維護，乃是憲政秩序下基本權利維護的誡命與目的。要言之，個人的權益，本即為整體社會的公益。因為，這是整體法秩序的目標與追求目的。透過多數之名，僭稱偽裝為「公益」者，實際上，每多是少數權力執掌者與依附者的超額暴利的代稱而已。而所摧毀的，是作為民主自由社會存立基礎的個人主義、對於構成員的一致捍衛。由此，更清楚發現，這樣的權力集團與所展現的統治結構，從意識與意願來說，本來就是威權，並以集體思維的慣習與壓力，逼迫從眾的群眾心態，遂行其壓迫、進而否定民主價值的系統性行為。
而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本已應該透過民主的實踐而產生互動、確立的社會機制與關係，也再度的被威脅，進而崩毀。馬英九所代表的國民黨，從過去戒嚴威權時期，除了國家暴力的恫嚇與特務恐怖統治之外，另外，的主要工具，則是以經濟發展作為填補政權存立合法性的另一論述基礎。簡要來說，當年這個沒有民主正當性的統治集團，一方面以所謂「正朔法統論」，來承接與延續其政權與中國的關連，也統攝其統治集團的內部邏輯與基礎。相對的，對於受治且被限制乃至剝奪本應擁有主權的廣大台灣人民，則以「經濟發展」的宣稱與許諾，瓜代人民在國家政治實體內的廣泛政治經濟決定地位與權利。而當年冷戰特殊結構下，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特殊利益與國家計劃性的傾斜式經濟發展策略，造就了經濟總體數字的快速增加。透過政府的政治宣傳與教育體系的建構馴化，統治集團奪佔經濟發展正向的令譽，掩蓋所採取工業發展策略的竭澤而漁，忽略對環境、資源分配與可持續發展上的總總錯誤與過失。並以「拼經濟」之名，每每拒卻政治改革的要求與呼籲。
而縱使透過台灣人民長期爭取自由民主，並實踐了總統直選與政黨輪替的偉業之後，這樣的神話建構影響仍未褪去。「拼經濟，去政治」成了這個未經轉型正義，未被歷史清算的政治群體的對抗普世民主價值的利器。這樣的邏輯與論述的推廣，早已透過多年的統治與教育，浸透、佔據國民的思維習慣之中。而未經改造轉型的媒體亦以同樣的政治意識與思維，一再地強化這類價值，並且蓄意對批判性的思想與自主意識進行汙名、劣化等排除手段。從而，重返執政之後的政黨，再度將經濟思維以拜金躁動頂替瓜代。只有數字上有所增益，完全不顧經濟發展的本質，不是結算表上的結餘數字，而應該是內容、分配與是否有前瞻可持續發展的建構目的。而無能於整體經濟建設與發展之餘，又抗拒躲閃結構性的政治經濟分析，不做脈絡性的檢視審查與分析，完全訴諸個人道德作為躲避。尤有甚者，將「無能」與「無所作為」，解釋為「自由放任」；將「無所抗拒維護」，說成為「開放競爭」；更將低薪、產業結構的空洞化所導致的人力流失，視為「國際化」，並還意圖擴大引進更多的低薪資、無技術且高取代性的人力，卻惡化中高齡失業者的處境。而高唱對他國、其他經濟實體的經濟倚賴，漠視國家整體經濟總體強化與鞏固經濟獨立的迫切任務，更是這幾年來我們總是聽到的財政經濟官僚乃至於國政主導者的標準卸責托辭。
與這些社會崩壞與民主效能不彰所伴隨的，就是國人與國家主體性與未來發展的日益岌岌可危。這肇因于這個政權與這個附從體系的對中國孺慕式的幻夢與毫無責任甚且惡意的屈膝。中國的崛起，在今日的全球已成為一個共識。無可否認，作為人口十多億的國家，其動見觀瞻，本來就是大家的焦點。然而，對於其他國家，不論地理上的遠近或意識形態的差距，友善與親近，總仍有必要的距離與提防。從未有聽過任何主權獨立的國家，會將自己的未來與機會，傾注在對於另一國善意的期盼之上。更將自己的主權消滅而成為另一國家的吞併後的依附，作為國家目標的宣稱。這是對於人民自決與民主價值的反叛與違逆。對於任何的國家，這樣的言論、舉措都是國家立即而明顯的危險。
但這樣的言行舉措，這樣的傾向作為，在馬英九等國民黨勢力執政之後，便一再地反覆為之。就職不滿一年，為迎接中國官員陳雲林時，台灣警察執法的民主法治精神的大幅倒退，廣泛而粗暴的對待抗議民眾，固然讓人瞠目結舌，卻也不過是個開始。隨後的土地正義、無視環境保障的浮濫開發，層出不窮的煙火式行政等所衍生的貪瀆、浪費，剝削式、投機性的經濟活動盛行卻無視分配正義失衡所造成廣大民眾的生活廣泛痛苦。這都是威權政黨重返後普遍的苦難。而造成社會不安的食品安全、生活基本保障的信賴崩解，都是這種傲慢支配心態的必然展現。這種傲慢，又來自於對民主價值的輕蔑與敵對。由是，我們的苦痛來自於與統治者的歧異，來自於民主自由與專制集權的不能兩立。傾中依附的表現，就是一種獨立自主的離棄與背叛。背叛的是對人民自身存立的渴望與不可動搖的權利，也是否定自主與人格發展的壓迫與戕害。
結語
於是，再看看26日（9月）18歲少年顏銘緯對馬英九擲出「被出賣的台灣」一書作為抗議，在當下的台灣社會的政治經濟脈絡下觀察，就顯得別具深刻的意義。這個政權，雖然巧妙地利用民主的程序，取得了本該屬於人民付託的政治權力。然而，這個政權與其執政者，所念茲在茲的，不是生活於這片土地上的國民，也從未有深切的使命感。他們的權力高層將所有的認同與所有問題的求解，全部仰賴那個對我們有著深切吞併、否定我們自主意識的敵對政權政體。即使，這個政權的人權紀錄如此不良，這個政權的民主法治形同虛設，更是壓迫、扼殺其他民族文化、認同的累犯。然而，執政者與執政當局，甚至不惜將台灣拱手奉送，也要證成他們對於「帝國偉業」的成就與幻想。於是，他們寧願動用大量的警力、資源，用最粗暴荒謬的手段，也要維持眼前的和諧，來為「盛世天朝」的「顏面」服務。這些作為，讓我們認識到他們即使更加強化他們不具民主正當性的表現，也要堅持到底的威權性格。所以對於背棄國民者、出賣我們的未來者，自由之民，也是主權之人，挺身而出，對之指責、抗議，不但不是不和諧的騷擾，實際上，反而是義所當為的神聖義舉。民主自由絕非天賜神授，乃是需要爭取捍衛。擲向出賣者的「被出賣的台灣」，是一種堅決意志地表明。表明我們拒絕出賣，誓要捍衛斯土斯民的既有民主權利與未來可能的決心！2014/10/03〈本文轉自《極光電子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