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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排審「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十二案，目的在解決日趨嚴重的毒品問題，建議法務部調整刑度以杜絕毒品氾濫。法務部在報告書中回應：「建請再酌、尚請再酌、亦請再酌、容請再酌」，其實就是委婉客氣的「反對」，法務部次長蔡碧仲正是據此立論答詢。立院會不會接受？固然有待觀察，更重要的是蔡碧仲的兩個呼籲：一是強調「司法官不要濫用自由心證」；一是指出「法務部文縐縐的用語，易引起反感和誤會」。兩個「題外話」，其實正點出台灣司法的癥結所在。
法務部次長承認法官「濫用自由心證」，不啻自揭司法界瘡疤，顯示「濫用自由心證」不是個別法官的突槌，而是司法官集體現象，且嚴重到敲警鐘以示的地步。問題是，警訊有用嗎？沒用。
先談「濫用」。有權力就有濫用的可能，如果沒有制衡力則必然導致濫用，英國艾克頓的「絕對」說已成為耳熟能詳的名言，也就是說，在憲法「獨立審判」、「不受干涉」以及「任期制」的金鐘罩保護下，憑藉自由心證判案，導致「濫用」成災，毋寧必然。
再談「自由心證」，依刑事訴訟法第一五五條：「證據之證明力，由法院本於確信自由判斷。」賦予百分之百「自由度」做出的「心證」，卻本於「確信」的「自由判斷」，不遭濫用才怪。固然蔡碧仲指出「自由心證」有前提，即經驗法則和論理法則。提一個悖論來看，如果遵守此二原則就會達到「自由心證」的不移結論，為什麼司法體系要設一審、二審、三審乃至「非常上訴」？可見法官不同就有可能產出不同「心證」；證明「心證」不是數學二加二等於四的科學。胡適是考據學大家，胡適說：「用證據考訂一件過去的事實，是歷史考證；用證據判斷某人有罪，是法官斷獄。」也就是說，兩者必須同樣嚴守科學方法；但篤信科學的胡適種一再追問「自由心證」是何方神聖？不斷質疑「自由心證」的法理。
「濫用自由心證」既成事實，難怪蔡碧仲會不諱言說判出來被人家稱為「恐龍判決」；可見「自由心證」成為「恐龍判決」的濫觴，「自由心證」與「恐龍判決」之間有因果關係。
解決「濫用自由心證」的辦法，就是民間司改會大聲疾呼的「陪審團制度」。徵召出任陪審員的毫無利害、權力可言，盡公民義務而已，且陪審員不必搞「心證」，根據的是良心與常識。陪審團一旦作出有罪或無罪的判決，既不必勞法官費神寫人民看不懂的判決書，也免除檢察官一再濫訴的弊端。
歷來亂判、濫用自由心證眾案且按下不表，最近的例子。少將韓豫平以區區兩千八百八十元的加菜金宴請軍眷，沒有一角放入私囊，法官依〈貪污治罪條例〉判了四年六個月，是最輕量刑。法官心證已成，卻失去正義，最後勞總統祭出特赦法才平息輿論的譁然。如果採陪審制，一定判無罪；即使法官在審理過程拿出法條指點陪審諸公，陪審團也可以不買單。
總統特赦後，司法院不以為然，表示行政院若認為〈貪汙治罪條例〉刑度過高，應另行修法；可見法官中毒太深。陪審判決當然不是絕對正確，誠如紐約大學法學教授R. N. Jonakait 的斷言：陪審員比法官審判更值得信任；韓豫平案就是證據。2022/04/29（作者：金恒煒／政治評論者；本文同時登載於http://wenichin.blogspot.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