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 2024 |
服務專線
問題諮詢，請撥打以上服務專線。
司法院日前公佈「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草案（初稿）共有120條條文，規範國民法官的相關權利與義務。筆者接受中央社採訪時認為，這應是司法院回應今年總統蔡英文在司改國是會議總結提出的「國民法官」主張，也確實較現行法官「獨攬大權」的審判制度進步，值得肯定但仍有進步的空間。
事實上，司法院版的國民法官，由法官與國民共同審判，較接近日本「裁判員制」，這與英美「陪審制」由國民獨立認定事實，法官適用法律的司法分權概念不同，但今年司改國是會議決議並未就陪審或參審達成共識，兩制度的表決票數相同（7:7平手）。
因此，對於國民法官的民主期待，是期許蔡政府能採取較民主且周延的做法，讓社會有機會了解陪審制與裁判員制（近參審制）的不同，兩制度試行一段時間後，再決定國民參與審判的重大司法變革方向，較能符合社會對司改的期待。
回顧司改國是會議的歷程，蔡英文總統兌現2016年選舉政見，召開司改國是會議，在歷經多次分組會議後，終於2017年8月21日進行總結會議，雖然司改國是會議之各項決議，無法完全滿足各倡議團體之主張與期待，然司改國是會議決議中，包括：監督及淘汰不適任司法人員、法庭透明等，仍較現行制度進步，尚值肯定及關注立法後續實踐。
其中，涉及審判制度重大變革之「國民法官」，究竟是偏向陪審團制度或參審制之制度改革，各界主張及看法不一。司改國是會議總結後提出的「國民法官」改革主張，能否重建人民對司法的信任，恐是蔡政府司改成敗的關鍵，也是人民檢驗司改成效的指標之一，因此能符合民主理念的國民法官，尤其重要。
台灣的司法長久以來不受社會信任，是司改必須處理的核心問題。正常民主國家之三權分立，司法之功能在解決人民與人民、人民與政府，乃至立法與行政間之紛爭，因此司法應受社會普遍信任，民主體制方稱鞏固。然而，台灣雖歷經威權解體、民主轉型，在民主先進犧牲奉獻下，我國已完成國會全面改選（立法權）及總統直選（行政權），但對於過去黨國司法，卻從未使之接受民主洗禮，更未曾如德國轉型正義工程，除垢曾任獨裁政權打手之司法人員。
欠缺有效淘汰機制及民主監督的司法體系，恐是現代台灣人民普遍不信任司法的主因之一，而在中正大學近年民調，有超過百分之84的人民不相信法官，更顯示台灣民主後天失調的體質問題。為此，重建人民對司法的信任，是台灣邁向現代民主法治國家的重要工程，也是司改的核心目標。
現代法治國家，體認權力集中的獨裁風險，不論在行政或司法，內部的分權與制衡機制不斷透過制度建構，並以多元的思辨、對話及監督，來鞏固民主。「國民法官」亦應以分權及制衡的理念，來思考如何重建人民對司法的信任，而不論陪審制或參審制，都是將公民導入審判體制，使公民在法庭內進行多元思辨，避免法官獨斷獨裁行使國家之審判權。
就算是採行參審制的德國，亦有思辨民主之理念，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在1956年的裁判禁止德國共產黨之判決（BVerfGE5,85(135)）中強調，唯有在相互對立之社會勢力及利益、政治理念及代表該理念的政黨之間持續思辨，才是形成國家意志正確之道，其意義不在此一途徑會提供客觀的正確結果，而是可以透過不斷的彼此監督及批評，找到一條（相對）正確的政治路線（參Hans-JUrgen Papier著，蔡宗珍主編，李建良譯，德國的憲法國家性，《當代法治國圖像》，元照，2014年8月，頁123。）。
基於思辯民主的理念，我國2017年司改國是會議並未就參審制與陪審制達成決議，所以民主台灣的人民應有權對參審與陪審充分了解，得以在此重大的司法制度選擇中進行思辨、對話，雖司改國是會議總結會議定稱為「國民法官」，但制度內容應保留形成的空間。
綜上，筆者贊同及追隨陳傳岳律師的主張，參審（或日本裁判員制度）及陪審制應先試行3~5年，畢竟事涉能否重建人民對司法的信任，此司法制度的重大變革，應讓台灣社會了解兩個審判制度之不同，同時強化人民參與審判之法治教育，再決定審判制度的重大變革，以確認台灣的「國民法官」之參審或陪審內涵，較為民主且周延，這是人民對於國民法官的民主期待。2017/12/22（作者：黃帝穎／律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