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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俗的意義上，自由，不僅與個人責任高度相關，在給予個人以充分的自由選擇權的同時，也要求個人承擔起其選擇的後果——無論是成功還是失敗——決不能推諉於他人。」——劉曉波，《我沒有敵人：劉曉波文集2》，頁91。
研究中國思想史的學者慣稱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約莫三十年期為「轉型時代」，實則在人類社會中轉型的節點不只一種，而在巨大時代之中，人避不開選擇、也逃不離政治：站在時代變遷當口，任何意識形態與政治抉擇，無論正確與否，首先都需要面對大眾檢證。大至國體、小至家庭、個人，都是服膺於世界秩序的單位。
而正因為世界不斷變動，一切秩序，說到底是因時而異、以應萬變之暫定通律，而並不是至高無上、不可挑戰或割裂的真理。政治局勢變遷也是這組有機化成的一份子，縱使普世皆以國家為單位，新舊秩序的更迭卻不斷成就了歷史紀錄。一如今日，政策難題不僅困惑著政治體制內的執政者，也讓官僚體制外的社會群體騷動不已；國體論述則往往是其中提出的一種制度改良方法，以清朝為例：提倡憲政、國家行憲，本衷原在於有限度接納外法，又保留祖制，而不是為了毀壞現狀。但歷史事實卻是：可能凝聚成一道主流的憲政思維，最終成就數股撕裂既有國體的強勁力度，如眾所知，千年帝制崩毀是中國最後的結局。
憲政問題一度是基於現實考量而進行，意欲改良國體、推動新政而禦外求變的意志體現。清末之覆亡，非亡於民心思變，而是在於既有的局勢再也無法發揮振衰起敝之效；不過在帝國晚期推動的憲政卻未必徒勞無功，它留下了「自由」、「民主」價值，在舊權力架空、新極權復生之中國，不斷持續發生影響。近三十年前1989年學運未必與憲政思潮完全契合，但卻是一個觀察指標：20世紀起，歷來積極入世的知識界，無意間不斷重述著對家國最真切的憲政嚮往，而這種嚮往本身，雖然短期內無法撼動國家、社會，卻由個人不斷推進，而最終勢必把時代引入嶄新的轉型。
近期因健康問題而屢受大眾關注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編者按：劉曉波在獄中罹患癌症，獲得保外就醫後，昨日於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逝世，結束其61年生命中遭受中國長達28年的軟禁和監禁），就是這樣一個試圖以個人推進時代的人物。作為中國式知識份子，他在前半生平步青雲的學術生涯裡轉身，參加社會運動、表態反對當政，而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入於惡名昭彰的秦城監獄。
放棄安逸而高唱異議，這樣非典型的職涯選擇固然非人人盡能認同，而且具有高風險，實非處世典範；他個人所維護之價值，卻是普世性的經典，讓旁觀者猶有深思：倘若革命作為選擇，為何人不可不革命？又或者，民主、自由作為普世價值，其執行者，以及捍衛相關權利的單位，難道必須是為黨、為國、而非作為正當說真話的個人？搖搖筆桿，為何就換來國家機器的吞噬？
我們無從得知他如何定論自己一生成、敗，但或許可側面由其文字理解，他自述：「在世俗的意義上，自由，不僅與個人責任高度相關，在給予個人以充分的自由選擇權的同時，也要求個人承擔起其選擇的後果——無論是成功還是失敗——決不能推諉於他人。」面對明哲也不能保身的國體，即便不存在敵意，直到著述都用書名強調「我沒有敵人」，仍被視為敵體。其實他大可控訴黨國奪去自己祥和的生活。即便人生因政治問題屢遭兇厄，他卻總結一切應該回到個人抉擇來行動，把個人當成是自由單位。
孱弱的文人劉曉波，在長年牢獄、病痛與折難中，卻仍心繫家國大事，指出拋下仇恨，方能建設，並對自己國家強化經濟發展而漠視人文與自由、民主的態勢憂心。
劉曉波透過個人生命，已向世界證實：即便面對強權，仍有人會選擇不服而立；即便阻礙巨大，一人仍能有所發揮。相較於他展現出那普世關懷與寬恕，中國共產黨則選擇了抗衡異己者的行動，視子民如寇讎。中華人民共和國運用黨機器抗衡個人自由之時，不知該國主政者猶有百年前先人尋索憲政精神概念乎？還是只記取了馬克思理論老祖宗的哲言：「人類從歷史上學到的教訓，就是人類不會從歷史上學到任何教訓。」，並試圖實踐出來？2017/07/14（作者／克勞德，本文轉自《極光電子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