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 20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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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世襲是人類政治史常態
政治世襲是人類政治史的常態。以中國史來說，相傳堯、舜到禹是世襲政治的開端，在那以前是選賢與能的禪讓政治時代。事實上，堯、舜以前，只是不同部落之間輪流當聯盟共主，但在堯、舜自己部落內，恐怕還是世襲。禹死後由其子啟繼位，於是聯盟共主的地位，從不同部落輪流擔任，轉移到單一部落壟斷的局面，這才是關鍵。這反映的是禹部落的實力有了很大突破，因此可以穩定持續支配其他部落。
政治世襲本來並非全是壞事。中國從漢朝到唐朝歷經約七百年左右的士族政治時代，過去教科書上對士族政治的印象，不外乎「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秘書郎」，形容只要會一丁點皮毛的黃口小兒，也能憑藉家世背景取得高官美缺，但這只是事情的一面。細審史書，其實也記載不少大士族的長處，例如災荒歉收時，大士族不僅出人出力救濟鄉里百姓，甚至將農民欠下多年的借貸契約一筆勾銷，這說明了政治世襲者手中的財富有多少並不重要，如何運用這筆財富才是決定他社會聲望的主因。
最能抓住政治世襲者箇中三味的，是唐朝大士族門第出身的宰相李德裕。他身處一個科舉興起而大士族猶存的過渡時代，因此朝中既有如他一般的士族出身者，也有不少欠缺政治資源但憑己力出頭者。李德裕概括兩種人的差異：「然朝廷顯官，須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習舉業，自熟朝廷間事，臺閣儀範，班行準則，不教而自成。寒士縱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後，始得一班一級，固不能熟習也。」他直指朝廷高官仍應由公卿子弟出身者擔任，理由是他們從小身處那種氛圍，對於朝廷中無形的眉眉角角，自然比寒素出身者更能駕輕就熟。然而，這也僅是事情的一面。事實上李德裕當政時大力獎拔寒士，因此當他被貶逐流放時，才有「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南望李崖州」之景。
唐宋以後推行科舉制度，傳統士族政治崩潰，統治階級除皇室之外向全社會開放，政治世襲者形同終結。不過，一方面科舉錄取人數極少，政府官員仍多仰賴任官者門蔭而來；另一方面，為了取得官職必須有足夠經濟力支撐，因此形成了新的模式：地方上經營商業或田產有成者，集中栽培家族中會讀書的子弟，設法使其當官，其他人負責守成家鄉產業。又因宋以後中國地產轉移頻繁，所謂「千年田八百主」，經濟基礎不穩固，導致官也不常過三代。總之，這種以地方家族為中心的政治經濟模式，成了近一千年來中國社會統治階級的基本模式。
二、民主政治下的政治世襲
揮別傳統，走向現代；民主政治理當選賢與能，偏偏政治世襲仍然十分普遍。在當代台灣，一位有志從政的青年，有條基本途徑可循：首先擔任議員、立法委員助理，累積經驗與人脈，接著自己出來競選民意代表持續累積人脈、聲望，或轉任政府幕僚官員培養行政歷練，到達相當程度後，進一步參選行政首長。這當然並非唯一途徑，甚至也僅是一種理想狀態，實際上大多數人無法跨越門檻，順利跳到下一階段。此時，具有政治家族背景者就十分有利。他們憑藉家族勢力，常可跳過初期準備階段，直接從民意代表做起。檯面上如郝龍斌、吳志揚、朱立倫等無不如此，直攻台北市長的連勝文反而是異類。對此，郭正亮《連勝文悲劇要怪誰？》一文已講得很清楚。在國外，如老布希、小布希家庭，乃至柯林頓、希拉蕊的例子，都顯示出廣義政治世襲在民主政治下的普遍性。
如果將政治視為一種專門的技藝，好比煮拉麵，那麼政治世襲本來不無道理，這應是社會分工的常態。有心繼承家業者，他從小在拉麵店中長大，耳濡目染，煮的麵或許真要比外人更香一些。又如自幼長於法官家庭中的小孩，若刻意培養，則其撰寫訴狀時的「法感」遠過於常人，自不待言。以地方民代來說，一個掌握權力的家族或許在外地人眼中是個流氓，可對當地人來說有時反而是穩定社會秩序的支柱。在這種情況下，政治之所以世襲，是為了讓這個家族與地方民眾間長期形成的穩固關係和秩序能夠延續下去，而非僅僅為了該家族的利益著想(儘管那也很重要)。
可是，為什麼政治世襲終究還是不能與煮拉麵相比呢？或許是因為，拉麵煮得好壞，繼承家業的人是否砸了招牌，影響的不過是有限的顧客的胃。可是政治不同，它牽涉到的是一定範圍內所有人的利益問題。繼承者能力、品格各方面的優劣好壞，直接關涉到多數人的權益。這其實說明了傳統中國皇帝世襲的必要性，因為在過去時代中不可能有義務教育，也欠缺網路科技，最好的教育莫過於培養皇帝接班人的帝王之學。我們常將皇帝想像成為所欲為、荒淫無道的樣子，這或多或少恐怕是中國近代全面反傳統思維下的誤解。
反之，到了當代，就算是傳統帝王重要教材的《資治通鑑》，你也能在「維基文庫，自由的圖書館」上花三秒找到；各項重大政治社會環保議題的內容，網路世界也早已備妥各式懶人包任君瀏覽。在這樣的時代中，選舉固然還是會產生政治世襲的結果，但也正是在這樣的時代中，政治世襲變得不再那麼理所當然，缺乏理性論辯基礎的政治色盲更顯得讓人難以忍受。
三、政治世襲者的終結
政治世襲至少需要兩個理由才能維持：第一，政治世襲家族壟斷政治、經濟與文化資源；第二，被統治者讓渡出統治權。中國科舉制度早自隋朝就有，但仍須歷經三百年左右，才能讓世襲的大族消亡。這是因為制度改變了，而大家族壟斷政經資源的局面未變。唯有到大家族逐漸喪失地方社會的基礎，以及印刷術改進使文化資源流通普及等條件實現後，大族壟斷的局面才有辦法改變。而被統治的農民，因缺乏向政權反映意見的制度性管道，或是反映管道日久堵塞了，所以一旦超越忍耐極限，只能走體制外抗爭路線，這就表現為中國社會週期性的大規模農民抗爭事件，這在世界史上也是少有的模式。簡言之，欲修正或破除政治世襲的途徑，必須扭轉上述兩個理由。
若從這角度來看，此次台北市長選舉的結果，即突破政治世襲的一次革命性實驗。柯文哲力主降低選舉經費，正符合上述第一點內容。這在過去或許難以實現，但在網路科技益發普及的時代，已不再如此遙不可及。即便老榮民出身的趙衍慶，也能藉由網路資訊傳播之便拿下一萬多票，這在過去恐怕是無法想像的吧(參考〈200萬說一個故事：78歲台北市長候選人趙衍慶〉)。另一方面，柯文哲提出全民參與、開放政府的概念，也是在向「投一次票，即可過四年幸福小日子」的傳統思維進行挑戰。後者的思維，恰與中國兩千年來傳統農民的思維結構相仿，只不過過去還由不得你投票，只好是「造一次反，換來兩百年勉強粗飽的小日子」罷了。
政治世襲之所以是人類政治史的常態，或許正因這是一條社會阻力最小的路徑。進入政治的門檻過高，使得缺乏資源的平民很難與壟斷政經資源的大家族抗衡，而被統治者缺乏制度性管道來監督或參與政治事務，亦是使政治世襲現象歷久不衰的原因，當然，這同時也是週期型體制外抗爭的主因。
將台北放回全台灣的政局來看，政治世襲仍然存在，且在可預見的將來一段時間裡，仍會是主要的政治參與途徑，特別是形塑地方政治權力結構的重要變因。不過，假若我們回顧歷史，可知改變並非一蹴可幾，一個進步的理念還需各項外在技術條件、社會環境配合，真正實現變革，往往已走過了漫長的歲月。假若我們對人類政治的進步依然抱持希望，那麼從此刻起實踐一個作為公民的責任，隨時關心、監督乃至在必要時刻參與政治，或許政治世襲的高牆有一天終會倒下。2014/12/15〈本文作者 朱泰琅 /轉自《極光電子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