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 20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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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民進黨執政滿三個月，三個月所能進行的改革與政績當然有限，此無須責人甚切。不過人事布局卻不需三個月，能否從各方面展開大刀闊斧的改革，從人事布局與政府各機關的功能調整，可略知一二。當然，民間也能理解，四年一輪的普選機制中，第一任期的施政往往偏向保守中間路線，但問題或困境的浮現是即時的，「轉型」顯然陷入困境，但阻礙的力量在底從哪來？
在民間社會所寄予的改革期待中，「轉型正義」這個字眼可算是當前各個次政治(Sub-politics)領域爭相奪用的標語。「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這個新詞與概念誕生於「後二戰」時期，歐美參戰國對德國的「去納粹化」及對「日本軍閥」的一連串清算項目中。
「轉型正義」實際上是一套「社會改造」計畫，它的真正目標是配合一連串的戰後經濟復興計畫，實現「資本主義式」的「民主」社會。另方面，為了使「資本主義式的民主」得以完全的實踐，因此對德、日兩國社會進行根本性的改造，除了對戰犯之刑事究責外，最關鍵的便是對社會中潛藏「極權溫床」予以剃除，因此二戰後，人類世界的第一波「轉型正義」主要政策包含：戰犯逮捕、公職追放、言論統制／解禁、民主化、農政改革(特別是土地改革)、非共産化、教育改革。
1989年終1990年代，由「東德」(正名：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革命，與新政權對東德的改造。乃至1991年舊蘇聯體制鬆動前後，中歐與東歐一連串獨立浪潮，推翻共黨專政的民主化要求。這是世界的第二波「轉型正義」，就政策目標與實現細則而言，與第一波「轉型正義」有相當類同之處，最大差異點就是對「不當黨產」的追討。東德、東歐、中歐諸國的共黨專政時期，也是以軍事、政治壓迫等不義的手段沒收民間財富充為黨庫。
以舊東德為例，東德新政府成立後，於1990年5月修改「政黨暨政治團體法」（Gesetz über Parteien und andere politische Vereinigungen），增列「處理各政黨和其附隨組織、法人、以及人民團體的財產」。此即民進黨在2000年第一次執政後，開始構思「不當黨產處理條例」所援引法理上的參照。2007年7月，甚至還邀請前東德總理Lothar de Maiziere抵台，向其請益舊東德時期如何針對共黨黨產、與司法人員的意識形態進行改革。
回顧「轉型正義」誕生於人類社會的簡史，所強調以下三點：(1.)「轉型正義」的定義與目標本來就是針對從「極權體制」進入「民主體制」必須經歷的「國體改造」、「政經結構改造」、「社會意識形態改造」三大工程，而不適用於其他場域。(2.)「轉型正義」的核心是「意識形態」的改造，特別是對a.司法、立法機關 ;b.媒體輿論機器;c.教育人員與機構。(3.)「轉型正義」必然以解聘「舊系統高層公職人員」、解散舊有「極權政黨」或「集團」作懲戒，防止「極權」或「反民主」的發生(即防禦性民主機制Wehrhafte Demokratie)。
以上有關「轉型正義」的定義，與本島民間社會提出的界定、甚至各次政治場域、輿論界所搶用作為口號的「轉型正義」，並不一致。本文以溯源「轉型正義」概念與政策的誕生，而非由Ideal type推演出「應然」的樣貌。理由是，「轉型」是「現實政治」的政治，不是「想像政治」的政治。此例端看2000年至今，歷經足足16年的纏鬥，「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才在上月25日通過。打草驚蛇遙呼16年，究竟還能追得多少不當黨產？變賣、藏匿、分散在海外各型態的密帳裡。再者，法源依據的通過是一回事，能否施行，及施行成效，又是另一回事。黨產固然要討，但手段不能因此被置換為目的本身！
轉型的真正戰場無疑就是「意識形態」的戰爭，忌照舊系統運轉。
改革有多困難，這可從新政權的人事布局仍大量舉用「舊政權」、「舊法政」、「舊金融」體系的人脈系統而窺知。難道不舉用舊意識形態的公職人員就無法行政？如果懷著這種思維，則將出現頭一個困境，找不到下一輪執政人材。
人材是被長期運用而養成的，每位人材都曾是普通人，從基層到高層招募新人，熟練政府部門、國際與公共事務，這是養成政治各場域專業人材的主要途徑。日本在戰後，透過各場域的國際事務派遣及參與，小從各領域科學、外國文學、考古遺址、農漁工礦業協力到政治、外交的學習，都毫不吝嗇地以專業培養專業。這點即便在中國、亞非諸國都是如此，「人力資源」本來就是累積與活用，如果只想討便宜，總只以「老將」輪替，撿收短線成果，那只能不斷重複舊系統的錯誤。
舊的意識形態思維盤踞在新政府各部門中，簡直就是586的CPU想跑WIN8一樣，難以相容。近日拜「里約奧運」所賜，中華民國各類體育協會內部組織，竟清一色皆由「非體育專業」的「國民黨」各級幹部所經營。體育是次政治Sub-politics場域中，具高度國際敏感性的一個，經由1960年代至1970年代國際奧運史上「中華民國」代表權爭議的揭露，赫然發現，國際上‧不‧接‧受‧的是「中華民國」，而非台灣。
國際上曾經接受Formosa、也接受Taiwan的名義參與國際事務，基於「一個中國」法理代表權的政策，並不允許以「中華民國」的名義參與國際事務，但卻由此產生一個不三不四的Chinese Taipei (中國的台北)代表一個政權集團——「國民黨=中華民國」。
這段明確的歷史意味著國民黨堅持以Chinese自居，不願將台灣島當成一個獨立體加以經營，因此在世界市場、體制設計、國體尺度，都將台灣視為是中國的一省。這種格局下，市場割不斷中國、文化跨不出華語、新南進最終也將只在華僑界打轉。無法擺脫Chinese主因並不是中國阻撓，而是執政者受困於舊官僚思維(意識形態)，因此看不見Chinese以外的可能性。
不見出路？因其「次政治」場域膨脹尾大不掉，圍困改革去向！
正是在上述「老將輪替」的思維格局裡，「次政治」場域成了堆疊「舊思維」的最大倉庫。
如已曝光的中華奧委、各類運動項目的體協的組織與管理幹部，清一色是在非體育專業的「退休」或「敗選」黨員經營下，「次政治」領域當然能被利用在反撲「轉型改革」，而已被「歧義化」的「轉型正義」就是「次政治」領域最佳口號。體育這個「次政治」領域的淪陷，只是冰山一角。若要追究，更具影響力的影視娛樂協會必然更藍。
在過去這些場域都是由傳統政治場域中退休官員、或敗選的黨員幹部，他們被分配到「次政治」場域，比如2001年以前的國史館館長、中小學校長、大專院校的教授職務，更多是退休官員的肥缺……如今更清楚，連各類運動體育協會、影視娛樂等演藝協會，也都在「泛藍意識形態」的掌握下。檢討起來不禁令人疑惑，難道非國民黨員、非泛藍意識形態者，不能被安排進入這些場域進行「意識形態」的全面改造嗎？
Sub-politics意即次於傳統主流政治場域的事務，然而並非這些場域不重要，而是隨著不同地域、不同時段、不同目標，次政治場域發揮著高度的「意識形態」生產功能，它們往往能成為主流政治場域的「助力」或「困境」。若在極權「黨國體制」下，體育、影視娛樂、歷史、文學教育機構往往就是極權之所以能維持其形象的關鍵助力機構，一但「轉型」威脅到既有意識形態，「次政治領域」也將全面成為圍困改革的游擊隊，且不自覺地遭到挪用。
當今談改革、談轉型正義，然而檢視本島的Sub-politics次政治場域，困境在哪裡其實很明顯，如果執政者(前朝舊系統官員、或受舊系統意識形態涵化甚深的知識份子)看不見這些困境其實躲藏在每一種「次政治」場域中，正準備伺機伏擊「轉型」的改革，借句考古現場常發生的事象：現象一直都在，只因觀看者對其物的存在一無所知，因此根本看不見，也不知道眼前有東西！
當系統還是「中華民國」、還是Chinese，這就無法更新程式、無法使用新的軟體，這是改革的第二面高牆，不推倒「中華民國」這面意識形態，「轉型」的改革就不可能產生。「新」意味著一種「視象」能不能被看見，明明就存在的潛能與型式，卻無法知覺它們，那就意味著系統老舊，無法辨識新的方向與可能性。2016/08/30（作者：早見憂／轉自《極光電子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