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 20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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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花運動後成立的台左維新與民主鬥陣結合，組織了一些活動，邀請我觀賞電影《超級大國民》，並在演出後有個討論。我沒有看過這部名片，因此雖然剛從國外回來，還是欣然赴約。
這部描述轉型正義的電影，拍得很好，很感性，不教條說教，人們自會從它的藝術表現感受到當年的白色恐怖，以及轉型正義的必要。這部1995年拍攝的電影，說明萬仁導演有敏銳的政治嗅覺，令人佩服。現在台灣年輕朋友不熟悉這段歷史，以藝術的形式讓他們來認識很有必要。
萬導說，這部電影曾經在香港電影節放過。但是沒有公映過，否則我會有印象，甚至去看。但以九七前香港華人的左（紅）右（藍）的政治光譜來說，如果公映賣座不會好。如果現在去公映，讓香港年輕人認識台灣爭取民主道路的艱辛，恐怕又被當局阻攔，因為就在這天以前，香港導演陳耀成拍攝的雨傘運動紀錄片《撐傘》，在首映前夕，遭主辦單位以政治理由取消。可見中宣部的黑手已經直接插手到演藝界了。
台灣人看《超級大國民》，有比較明確的黑白、是非界限，警總一方是加害者，讀書會一方則是被害者。這樣的轉型正義比較簡單。但是作為我這個具有複雜經歷的人，則沒有這樣簡單，難免要引申出其他問題出來。這個問題更是台灣年輕人比較難以理解的，甚至綠營的朋友也不見得容易理解。
最近我又回了一趟印尼梭羅。這是我讀小學的地方，當時就有中共辦的“讀書會”。這是當年參與的學長對我說的，我在寫回憶錄時有就此事向他請教。我年紀太小，沒有資格加入，但是老師把讀書會的書給我看，因此小學5年紀（9歲）已經看了斯諾的《西行漫記》。我的這些學長不少是地下黨員，1949年10月1日前都已經回到北京參加革命，有的後來加入志願軍參與韓戰，有的進軍西藏；借我書的老師則是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擔任印尼語組組長。
所以電影放映後，我提出問題，如果被槍斃的陳先生是共產黨員，我們應該怎麼看？我有我的答案，提出這個問題只是希望年輕人可以更多的想問題，因為台灣目前也被中共滲透。但是可能超出題外，萬導趕緊說，他不搞政治，這個問題是意識形態，他要討論的是藝術。加上沒有時間了，也就作罷。
我提出這個問題，並不是認為共產黨員就應該被槍斃。一個讀書會的負責人，算多大的幹部？何況株連一大批人，這才叫做白色恐怖。因為二戰後左翼思潮興起，吸引了不少理想主義的年輕人，電影的男主角就是如此，卻因此被判重刑。
不過我也認為，像我這樣被共產黨統戰欺騙過的人，後來有兩種表現：一種是我，對自己被騙的過失懺悔，自己來轉型正義，所以一直投身揭露共產黨的活動，就是不再過問政治，也不能為共產黨說好話；另一種則繼續跟共產黨走，我在雅加達的一位中學老師，在印尼已經是地下黨員，他在文革結束後也回流香港，但是他居然重操舊業續辦讀書會，對這種人就應該給予揭露批判。可惜中國離開轉型正義距離太遠，就算文革的浩劫，還有毛派為它唱頌歌。
台灣在兩蔣統治時期，的的確確有白色恐怖，迫害了很多人，必須轉型正義，為他們恢復名譽，給予賠償。但是如果有共諜潛伏，也必須清除，不能輕易否定。問題是即使像美國那樣的民主國家，在1950年代的麥卡錫主義，也冤枉了許多人，何況蔣介石這個不受權力制約的獨裁政權。
在轉型正義的同時，我們也應該正視目前共諜的滲透，不能因為過去的歷史教訓就容忍匪諜為所欲為、招搖過市，即使破獲也只是輕判。如何正確處理匪諜，還望國安部門訂出一套原則出來。容忍中共第五縱隊活動，就是不公不義的事情。2016/11/16（作者 林保華 為資深媒體評論員）
